第四章 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球启示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向纵深演进，全球发展正面临多重挑战，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有增无减。“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必答题。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普遍反思传统发展范式，愈发关注文化作为驱动力的重要性，以人文价值引领更具包容性、韧性的发展路径，成为各国的重要共识。

  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在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统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仅推动了本国高质量发展，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以文化自信破解精神依附

  文化自信是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根基。

  西方殖民者在文化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系统化的否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精神错乱”，经常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实际上是谁？”法国作家弗朗茨•法农曾这样振聋发聩地指出。

  “现代化”时常被等同于“西方化”，发展中国家不自觉地以外来标准衡量本土文化价值，对强势文化产生盲目崇拜和功利性利用，文化自信逐步丧失，甚至将本民族文化视为包袱，“文化依附”现象凸显。一些国家长期热衷于文化霸权，试图通过文化渗透、思想殖民等手段影响甚至改变他国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不时沉渣泛起。

  墨西哥城自治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员爱德华多•齐利表示：“文化主体性对于认清‘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走向何方’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是一个关乎民族存在本质的问题。”

  时至当下，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文化虚无主义的精神危机，文明传承断裂、文化认同缺失、文化创新乏力‌，导致文化主体性不断削弱，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无根之木。

  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守正创新中重塑和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使古老文明在新时代既守住精神根脉，又迸发创新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筑牢了文化根基，为高质量发展凝聚起不竭的精神动力。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结合本国历史发展源流和民族文化基因才能经久不衰。正如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伊沃娜•拉杰瓦茨所言：“实现现代化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各国应该拥抱自己的历史、制度与文化，在此基础上探寻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各国需立足自身历史文化与资源禀赋，深挖本土文化核心价值与精神内核，通过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创新文化表达与赋能方式，让传统文化适配现代社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永续动能。

  二、以文化动能促推经济提质升级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曲折乏力，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相互叠加，发展赤字愈发严重，共同繁荣遭遇挑战。

  2026年1月，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20年至2030年“或将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疲软的十年”。

  文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动能。中国将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为破解全球发展赤字提供了启示。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看来，回望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奇迹”，不仅仅归功于经济学，还包括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选择，但他们没有取得同样程度的成功”。

  从要素维度看，中国让文化资源直接参与价值创造，既拓展了经济增长新空间，又传承了文化根脉；从经济结构维度看，中国将文化与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以文化贯穿“科技向善”的理念并拓展其发展边界，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实现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的有机统一；从价值维度看，中国秉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等理念，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生态保护相协调，文化始终是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内核。

  克罗地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姆拉登•普莱舍曾说，对任何社会来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必须与文化有关，文化发展又可以赋予经济丰富内涵。

  面对经济之困，世界各国更应敏锐意识到，只有将文化资源深度融入经济发展的全链路，打通文化价值向科技活力、经济动能的转化通道，重塑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内生逻辑，才能不断推动文化与经济的“乘数效应”，迎来发展之变。

  三、以人文经济呼唤人文回归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19世纪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描绘的“繁荣中的饥荒”，与当下世界仍有惊人的相似性。

  一方面，现代化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物质财富飞速积累；另一方面，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拉大，全球仍有约11亿人口在极端贫困的泥沼中挣扎——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上，经济发展未能实现普惠共享，现代化未能服务于“所有人的福祉”的问题逐渐凸显，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实践出现了偏离人本的倾向。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思•贝内特认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进而阻滞经济社会发展，反映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根本弊端。

  西方传统经济学仍停留在以收入、利润、GDP等经济目标为核心追求的阶段，将人文价值、文化发展等其他因素作为“干扰项”排除在外。

  在中国，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物质丰裕等“物”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秉持以人为本的目标指向和价值依归，中国以人文经济学的视角，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狭隘视野，破解了经济学界长期以来的哲学贫困，打破经济增长的“人文悖论”，更以文化这一抓手，让发展回归以人为本的初心、彰显人文价值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放大器”作用。

  中国“投资于物”更“投资于人”，不是单向投向产业、项目与资本增值，而是转向对人的全面发展与真实需求的系统性投入，投向人的能力培育，使之成为经济内生增长的核心动能。同时，投向人的精神需求，积极建设普惠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高质量文化供给，让文化建设成果惠及全体民众。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以人文价值为内核，引领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摒弃单纯逐利的增长逻辑，让文化情怀、民生需求、社会价值嵌入生产、分配、消费全链条，实现了多维度、全覆盖的人本回归，使经济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向往与全面发展，最终实现经济提质与人文升华的同向共进。

  中国这一立足人文价值的发展实践，为全球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与深刻启示。

  四、以文化认同遏止社会失序

  近年来，全球多元文化主义的“泛化”“异化”，导致一些国家社会价值观“碎片化”、意识形态“极化”，社会因缺乏文化共识而紊乱失序。

  一些国家把移民和文化认同问题当作党争的工具，社会充斥着争议、分歧与撕裂，一些地区的种族冲突、教派纷争、阶层对抗愈演愈烈，长期处于动荡、无序、失控状态，文化认同危机凸显。

  以长期自诩为“世界民主自由灯塔”的美国为例，“谁是真正的美国人”“美国该何去何从”等问题的争吵甚嚣尘上，文化认同危机持续发酵；而伴随“移民潮”到来，英国等西方国家冲突频发，甚至逐渐演化为撕裂国家的“文化战争”，带来沉重负担与身份焦虑。

  “当今栖息于世俗世界且缺乏信仰的人已然迷失，他们遗失了重要且关键的东西，一种甚或是人们最为重要的东西。”“现代生活处于一种存在的真空之中，我们与自己的本能疏离，而且还丧失了自己的传统。”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在《虚无时代：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一书中分析道，这种精神危机并非单纯由于制度失效，而是文化根基动摇的结果。

  文化具有凝聚、润滑、整合、教化等作用。中国将文化作为柔性治理的关键支撑，融入基层治理全流程，有效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在增进文化认同中夯实社会和谐根基，使中国在多元激荡的时代保持了社会的整体性与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