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始于2005年的一场民事纠纷。

王某某认为天津某公司生产的医疗设备对其造成人身损害，将该公司诉至法院，李涛作为该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法院经审理认定设备合格，驳回了王某某的诉讼请求，王某某未上诉。2007年，王某某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被法院通知驳回。

这本是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但王某某拒绝接受这个结果。

维权未果的他，将所有不满与怨恨都发泄到了网络上，多次在信息网络上散布不实文章。“职业行贿人”“司法掮客”……他捏造的这些标签，被牢牢贴在李涛身上。不仅如此，他还在网络平台发布多篇文章，对李涛、原审法官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人员进行污蔑，对当事人名誉权造成侵害，影响当事人的正常工作、生活。

2010年和2013年，李涛两次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法院均判令王某某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但王某某拒不履行，民事判决书成了两张无法兑现的纸。法院通知网络平台删除侵权文章，但在平台删了文章后，王某某继续发布。

李涛转而寻求刑事救济，可这条路，同样坎坷——2019年3月，李涛报案指控王某某涉嫌诬告陷害罪，公安机关未予立案。2019年7月，李涛以王某某涉嫌诽谤罪向法院提起自诉，被裁定驳回起诉；李涛提出上诉，被二审法院裁定驳回。2020年1月，李涛以王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报案，公安机关未予立案。

2020年10月10日，走投无路的李涛向东城区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当时受理这个案子时，正好是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发酵的时候。”东城区检察院检察官甄静回忆，“我们对比后发现，王某某的行为时间跨度更长、涉及人数更多，危害更严重。”

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根据刑法规定，诽谤罪原则上是自诉罪名，只有“告诉的才处理”。但刑法同时规定，诽谤罪如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可以作为公诉案件立案。

王某某的行为，到底够不够“自诉转公诉”的门槛？东城区检察院依法开展调查核实。

办案检察官和检察官助理讨论案件。

办案检察官首先听取李涛的陈述，梳理出他走过的每一条维权路径；通过调取法院诉讼卷宗、向承办法官了解情况，检察官发现在刑事自诉过程中，因缺少证明王某某构成诽谤罪的证据，两级法院均裁定驳回了李涛的刑事自诉。东城区检察院还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公安机关回复《不予立案情况说明》，认为李涛虽然两次报案，但王某某的行为不符合刑事立案标准。

与此同时，办案检察官运用智能化检索筛选辅助办案工具，对王某某在多个网络平台发布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排查。

经查，王某某在多个网络平台共计发布文章80余篇，累计点击浏览16.8万人次。其中单篇点击量超过5000人次的就有6篇，最高的一篇达到5万余人次。文章发出后，引发网民跟帖谩骂李涛、承办法官和相关工作人员，对司法权威和政府公信力造成恶劣影响。

“我们随后召开了检察官联席会议，与会检察官围绕案件证据、法律适用和程序争议展开了充分讨论。经过严谨、全面的分析研判，最终我院认为王某某多次、长期诽谤他人，传播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恶劣，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情形，涉嫌诽谤罪，符合自诉转公诉条件，应当依法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甄静告诉记者。

2021年4月1日，东城区检察院报经北京市检察院同意，依法通知公安机关对王某某涉嫌诽谤罪立案侦查。11天后，公安机关正式立案侦查。

2010年，最高检下发《关于严格依法办理诽谤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在程序上建立了“批捕、起诉诽谤犯罪案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批制度”。

“我们严格按照《通知》要求，2024年2月5日，经报上级检察院审批同意后，依法对王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东城区检察院检察官韩晖对记者说。

比法律程序更难的，是人心的救赎。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办案检察官认为，既要依法严惩犯罪，也要努力化解矛盾、唤醒良知。

韩晖回忆，王某某刚被抓获时态度很强硬，“他始终坚称自己是在‘依法’维权，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

为此，办案检察官多次对王某某释法说理。“我们告诉他，维权可以，但不能用诋毁他人名誉的方式。捏造‘职业行贿人’这类污蔑性字眼，损害他人人格权，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就是犯罪。”韩晖对记者说。

与此同时，检察官还联系上了王某某远在外地的女儿。“他女儿一直劝他不能这么干，但始终劝不动。”韩晖告诉记者，得知王某某被抓获后，王某某的女儿专程从外地赶来北京，和检察官一起做父亲的思想工作。

一遍又一遍地劝说，一次又一次地摆事实、讲法律，终于，那个在网络上“横冲直撞”十余年的王某某，低下了头。他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表示愿意认罪认罚，并承诺出狱后不再发帖诽谤、损毁他人名誉。

2024年4月9日，东城区检察院根据上述《通知》要求，报上级检察院审批同意后，依法对王某某提起公诉。由于被诽谤对象涉及东城区法院法官，经北京市高级法院指定管辖，案件转由丰台区法院审理。2024年12月30日，法院以诽谤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王某某未提出上诉。

案子判了，涟漪未息。

诽谤案，自诉转公诉，王某某案和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有着相同的“关键词”，且均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被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为何在已有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之后，最高检还将该案纳入指导性案例，想向社会释放什么信号？

“在我国，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自诉案件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公诉转自诉案件。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习惯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等同于只能自诉，但在网络时代，通过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社会各界已经逐步发现上述认识的弊端，并逐步探索自诉转公诉机制。”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吴宏耀教授对记者说。

“比较来看，在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中，检察机关在法院以自诉案件立案后，主动向公安机关发出立案侦查的检察建议，并建议自诉人撤回起诉，最终案件顺利从自诉程序转为公诉程序进行。而在本案中，被害人向检察院申请刑事立案监督，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后，认为王某某的行为涉嫌诽谤罪，符合自诉转公诉条件，遂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公诉程序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吴宏耀进一步指出，“本案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在立案阶段的法律监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