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这部法律实现了从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升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结合民族工作实践，将治理视野从关注民族事务，拓展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将治理路径从关注少数民族权益保障，转向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增进共同性，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进而推动中华民族以具有高度凝聚力、使命感的共同体形态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

▲6月25日，两岸同胞向无名英雄纪念碑鞠躬致敬（手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王承昊 摄

三是这部法律突破了西方国家范式与族群理论的固有局限与治理困境。西方国家奉行的民族国家范式曾以“一族一国”为核心理念，容易滋生基于身份差异的政治对立和分离主义。“台独”分裂势力正是企图通过虚构“台湾民族”与鼓吹“民族自决”来分裂国家。同时，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与族群理论也易造成族群间竞争博弈与固化差异的治理难题。对比之下，这部法律立足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历史传统，强调中华民族具有统一性、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民族或地区间的差异并不导向竞争博弈，而是追求团结协作、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在团结统一中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在共同繁荣发展中更加追求团结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