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

李勇刚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文化教研部文化传承发展教研室主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贯穿其中的大一统传统是文明赓续、民族凝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九州共贯”的说法源自《汉书·王吉传》，强调整个中国疆域内部都要遵循统一的纲纪法度、秉持共同的文化认同，形成上下一体、内外同轨的治理格局，实现政治、文化与疆域等方面的统一。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多元一体”一词，最早由社会学家费孝通正式提出，后来得到广泛运用。它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又强调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性和统一性。以“九州共贯、多元一体”为基本特征的大一统传统，在数千年历史演进中不断深化拓展，拥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萌芽开始出现。《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划分九州，为“共贯”提供了初步的地理空间想象。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

秦汉时期，初步确立了大一统的制度体系和文化基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解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等举措：以小篆为标准字体，打破地域文字壁垒；通过统一车轮间距实现道路通行的标准化，修建驰道、直道连通全国；统一度量衡，保障经济交流便捷有序；推行郡县制，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垂直管理体系。这些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肌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其制度遗产影响深远。汉朝一方面承袭秦朝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吸取其国祚短促之教训，探索长治久安之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为“九州共贯”的长期持续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

隋唐时期，建立了空前繁盛的大一统王朝，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文明气象更加博大。魏晋南北朝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此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和文化大交融，又为隋唐空前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础。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将中央权力划分为决策、审议、执行三个层次，形成相对合理的权力结构；推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打破士族门阀的长期垄断，为不同地域、阶层的精英参与国家治理开辟了相对公平的渠道。面对各个族群，唐太宗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开明政策让突厥、吐蕃、回纥等族人民心悦诚服，唐太宗则被各族共尊为“天可汗”。此外，隋朝开凿大运河，北起涿郡、南至余杭，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不仅成为南北经济大动脉，更构建了漕运贯通、文化交融的统一网络，促进和支持了历史上多次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宋辽金时期的中华大地上存在诸多并立政权，在共同的“中国”认同中推动边疆和中原的一体化进程。元朝结束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形成“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大一统格局。为管理辽阔疆域，元朝创立行省制度，其行政区划打破“山川形便”的旧制，采用“犬牙交错”的原则，消解地方割据的地理基础。继起的明朝延续对东北、西藏、云南等地的行政管辖，并通过朝贡等制度与蒙古诸部、亦力把里等地方政权保持密切联系。清朝兴起后，通过削平三藩、统一台湾、戡定西北，以及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实现“长城内外皆一家”，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疆域版图格局。为处理边疆地区事务，清朝设置理藩院，遵循“因俗而治”的原则制定诸多治理边疆族群的专门法规，妥善处理各个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代以后，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固有秩序濒临崩溃，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不断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先后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积极推进解决台湾问题，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同时，全面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提出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二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大一统被视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不仅成为古代中国长期维持统一和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整体延续和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一统传统是中华文明绵延5000余年未曾中断的重要基础。“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大一统”最早出自《春秋公羊传》开篇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儒何休注解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统”既代表时间意义上的开端，又意味着空间意义上的总揽。而通过层层递进的诠释，“大一统”的最终依据被归结为“元”。“元”并非单纯指“第一”，而是存在和价值的开端、统摄万物的本体。既然万事万物都有共通的本原，那么世间秩序的本质就应当是“统一”而非“分裂”。正是“元”赋予“大一统”以超越具体王朝更迭的形上依据。回望历史，尽管一些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大一统传统以国家统一、文化同源为核心，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与身份认同，有效抵御了分裂动荡，维系了疆域与文明的整体延续，让中华文明在朝代更迭与外部冲击中始终不曾中断，保持着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旺盛生命力。